首先,立法程序上過于簡單。具體表現(xiàn)為程序的啟動沒有明確的條件約束;程序的運行沒有時間、空間、次數(shù)的邊界;程序的終止設計缺乏各種具體情形的分類安排以及在不同情形之下的當事人在訴訟上的權利義務界定。
　　其次,調審合一。這是學界認為調解制度的最大弊端?，F(xiàn)行法律規(guī)定強調法官在調解中的主導作用,以致導致了自愿原則在一定程序上被扭曲,形成了調審不分的制度格局。本質上講,調解與審判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解決糾紛的方式,但我國現(xiàn)行民事訴訟法將法院調解制度完全混同于法院審判程序之中,調解程序和審判程序之間沒有清晰的界標,調解人員與審判人員竟合二為一,使法院調解的現(xiàn)實與立法者設置調解制度時預想的理想狀態(tài)發(fā)生沖突。
　　第三,強制與自愿的沖突。由于調解過程不強調程序設計的嚴密性,不關注當事人參與程序的主體性,也不追求法官審判權與當事人訴權的互相制約,而是把推動程序運作的大部分權力委之于審判人員,使得自愿的原則得不到體現(xiàn),以至于法院調解在實踐中更多地顯現(xiàn)了強制的色彩。
　　第四,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較大。由于調審不分的制度格局以致法官在調解中職權過大,加之程序性的調解行為和實體性結果均不可上訴性,造成了大量的違法調解行為。
　　第五,立法與司法的距離較大。立法上的缺陷使得法院調解在實踐中始終處于隨意性和非正式性的狀態(tài)中,當事人可以隨時反悔借以拖延訴訟,法官可任意拖延阻礙訴訟,司法不公、司法腐敗、地方保護主義等不正之風從中孽生,無端造成糾紛解決的效率低下,訴訟成本的增加,司法資源的浪費。
　　最后,將合法作為調解原則之一。調解協(xié)議在某種意義上說是雙方當事人妥協(xié)讓步的結果,如果嚴格用法律手段來衡量,未必完全符合法律規(guī)定,只要其不違背法律的強制或禁止性規(guī)定就應當承認其效力。因此將合法作為調解原則也不盡合理。

　　二、影響中國法院調解的多種因素

　　(一)當事人身份
　　其表現(xiàn)是:1.當事人的權利意識不斷提高,而權利意識越高就越不容易進行調解,這也是城市調解率普遍低于農村的一個重要原因;2.個別當事人單純追求法律上的公平與正義,為了討個說法,不在乎任何訴訟成本,就像秋菊打官司;3.對法官的公正立場產生懷疑,對主持調解的法官不信任;4.基于對法律規(guī)定及證據(jù)判定的誤解,對勝訴的期望過高;5.有些當事人借助某種權力或媒體來干預司法,認為能夠左右法院判決,勝數(shù)較大,不同意接受法院調解。
　　(二)調解的技能運用
　　法官的調解技巧及方法也常常影響著法官對訴訟調解的態(tài)度,也就直接影響訴訟調解工作的效果。一些法官對訴訟有著豐富的調解經驗,他們就樂于充當“馬錫五”,多做訴訟調解工作,調解率就會很高。而近年來隨著司法考試的改革進入到法官隊伍中的一些“學院派”法官更喜歡通過嚴格的審判程序和慎密的法律推理對案件作出判決,他們常常不考慮訴訟調解的價值和必要性,使訴訟調解程序形式化,許多有調解基礎的案件也貽誤良機,再加上他們欠缺調解技巧和經驗,也就很難促成調解。
　　(三)法院考核制度
　　在工作考核方面,把調解率是否列為考核法官業(yè)績的一個指標也會給訴訟調解工作帶來重大影響。一些法院把調解結案率作為考核法官行為和業(yè)績的一項指標,從而訴訟調解工作引起廣大審判法官的重視,調解結案率也就有了很大提高。有的法院注重開庭率、當庭宣判率和審限內審結率,未把調解結案率作為考核指標,導致很多審判人員對訴訟調解工作沒有積極性,調解工作肯定就不理想。很多法官表示,在調解率不列入考核指標的情況下,促使他們進行調解的原因常常只是影響大、疑難復雜的案件,對這類案件判決沒有把握,所以只能抓住調解不放。
　　(四)法官的角色
　　在法院調解制度中,法官角色發(fā)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們也應看到,在這一制度中受到人們廣泛指責的也是法官角色。在現(xiàn)代調解制度下,法官的身份常常在法律人、社會人、行政人三種角色之間游蕩。從法律職業(yè)的標準看,法官是法律人;在民情與民意的狀態(tài)下,法官是社會人;在科層型權力結構下,法官是行政人。當面對不同當事人的價值訴求,法官更容易產生角色緊張和沖突。
　　(五)案件類型
　　案件類型也常常影響著調解率的高低。比如婚姻案件,當事人雙方存在著感情,容易調解成功;知識產權案件,當事人雙方為了在經濟利益上避免兩敗俱傷,存在有利于調解的條件。
　　(六)調解的成本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關于效率(經濟效益)的思考是從經濟的投入和產出的關系來考慮的,即以物質的最低消耗取得最大的收益,并不考慮時間的投入,即時間的消耗與行為結果的關系。然而,訴訟是一個運動過程,不僅是一個物質消耗系統(tǒng),也是一個時間消耗系統(tǒng)。所以,訴訟的效率就必然包含最低的物質消耗與時間消耗。表現(xiàn)在:調解費用就等同于訴訟費用,在解決糾紛的成本上并沒有節(jié)省;隨著法院提高審判效率改革的進行,獲得判決的時間可能還快于調解所占用的時間;調解可能會成為某些當事人惡意拖延時間、刺探對方證據(jù)的工具,而法院對這些濫用權利的行為并無懲罰措施等等。

　　三、關于法院調解的思考

　　我國的調解制度雖然貫穿于民事訴訟的各個階段,在理論上便于利用訴訟中的一切機會促成調解,但在實踐中卻往往顧此失彼、捉襟見肘。究其原因,源于兩者的不兼容性:
　　1.兩者追求的目標不同。判決追求的是程序上的正義,而調解追求的是糾紛的實質解決。
　　2.兩者的作用機理不同。判決是通過查清事實真相和正確適用法律而發(fā)生作用;而調解的正當性則來源于當事人以自愿的方式對其權利進行處分,不一定要以查明事實真相和正確適用法律為前提。
　　3.對兩者的程序性要求不同。調解需要有寬松的氛圍、親和的面孔以及靈活的策略,故對其程序性的要求相對軟化;而判決則莊嚴肅穆、按部就班,每一道程序都必須嚴格遵守,不得逾越。